1959年毛主席开会时胡乔木说有录音主席大怒：谁再录开除党籍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认为，是党的领袖，他的讲话没有录音记录，留不下东西，这就是自己的失职。50年代初，杨尚昆向建议，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终于同意，某些重要的会议可以录音。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杨尚昆安排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采购了一批录音设备，配置了专门的录音人员bd半岛，并安排他们对中央领导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进行录音。对杨尚昆的这一做法，也是认可的，不过他还是专门强调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此后每次开大会，讲话前，杨尚昆都要请示他要不要录音和扩音，只有同意了，杨尚昆才会安排录音和扩音。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他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共同舰队”的问题，他在会见前要杨尚昆准备录音。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差，会谈时公开摆一架很大的录音机非常不妥，杨尚昆便找来了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手表”戴在翻译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

　　但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而那个微型录音机顶多1个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1小时过去以后，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赵仲元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他也只能忍耐着。最终此次录音没有成功，对此很不满意。

　　从1958年11月开始，外出视察时，杨尚昆也会在他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进行谈线月，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谈到国际关系时，专门要求参会人员不要做记录，此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

　　发过火以后，杨尚昆专门召开了中央办公厅厅务会，对他的精神进行了原原本本的传达。从此以后，杨尚昆对会议录音更加谨慎。

　　1961年春天，乘坐专列外出进行调研。有一天，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进行了谈话，这位服务员走出专列后，遇到了另一位专列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得意地向服务员炫耀，他知道刚才与服务员谈话的全部内容，服务员问该工作人员原因，他便展示了装在专列上的录音装置。服务员转身就向汇报了此事，听后大怒，指示要查清此事，严肃处理。

　　当时杨尚昆正在河北保定进行调研，他在4月26日晚上突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说是要求他务必在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天晚上，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杨尚昆回到北京后，给写了一封信，要求“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求处分”。另一方面，杨尚昆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中央领导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不久以后，中央处根据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周恩来、等的秘书也都受到了处分。

　　1961年5月17日，中央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局、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线年的“运动”开始后，“秘密录音”成了杨尚昆的一大“罪状”，他也因此受了不少委屈。但杨尚昆在晚年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