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要让工程师文化重新变为时尚-潘禺这个基于快速变化的现实问题被提出的重要概念，意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以科技创新为主，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
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迅速，新中国经历了70年经济总量超过170倍的增长，人均寿命增加了40多岁。对中国人来说，“新”这个字不仅是蓝图的擘画，更是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感受和唯物主义描述。
在中国，2020和2000就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短短的20年里，GDP增加了10倍以上，高校毕业生也增加了10倍。20年里结构性的差异也很巨大，2023年，接近70%的适龄人口能够成为本专科大学生，而在二十年前的2003年，这个数字还不到20%。
在这快速变化的20年中，城镇化率接近翻倍，出生人口则接近腰斩，每个新生儿得到的不仅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活水平提高，还有人均教育资源的显著改善。
这20年也是数字技术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时期，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们，他们所希望从事的劳动和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将在若干年后与过去的社会结构、生产力水平不相匹配。每年超过1000万的高校毕业生所要求的高质量就业，必须以社会结构的变革来适应。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就已突破了50%，这意味着若干年后的大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生活成长环境是在城市，也意味着多数高校毕业生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更高的底线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其中城镇人口已达66.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意味着，在大量的传统岗位无法满足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需求时，就需要新的就业场景。而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可以满足这种期待：提供更多体面舒适工作，让千千万万大学生更有自由和闲暇的生产力。
洋山深水港无人码头超远程指挥中心，实现对百公里外的集装箱的精准抓取与码放（图片来源：新华社视频截图）
这样做会消灭大量就业岗位吗？答案是会，但也会有更多更高价值的新岗位涌现出来。例如，从运货的马车夫，到运货的卡车司机，再到远程调度智行货车的调度员bd半岛，体验虽然在升级，岗位总数并不会大量减少，因为调度员虽然消灭了好多个司机岗位，但增加了服务支持这位调度员的大量工程师。
这背后是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从外贸上看，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这个出口“新三样”，去年已经突破了万亿，在逐渐取代服装、家具、家电这个出口“老三样”。像电动车这样的产品由于设计和生产的智能化，可以带动大量软件工程师、AI算法工程师、机器人工程师等岗位。中国有这样的机会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新就业。作为反例，对于去工业化、基建更新陷入基本停滞的国家来说，上述的场景就难以发生。纽约的第一条地铁于1904年建成，当时的中国还在大清朝。如今的纽约地铁还是这套系统，员工手动记录列车的运行，用手柄操作陈旧的信号灯，1970年代的R46列车还没被完全替换。纽约有13%的地铁乘客逃票，45%的公交乘客逃票，对此居然没有任何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关于估值与分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至今尚没有被理论超越的经典，只不过需要与时俱进。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经济现象表明，从劳动手段来看，非实体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等占据主要价值，从劳动对象来看，不被经典理论认可的非物质生产占据主要价值，这样的生产力越来越被价值高估。
2024年2月29日，2024CME国际机床展于上海举办，图为国产中星数控机床（图片来源：IC photo）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由于中国政府的约束造成场景壁垒，中国不会在医疗、法律等高端服务业场景中，创造美国那样高估的GDP，最近韩国医件也是说明医疗GDP与政府约束高度相关的案例。由于许多公共服务场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约束了其价值的高估，中国经济依然需要制造业的升级空间，需要实业作为强国的中流砥柱，不能发生美国那样剧烈的脱实向虚，何况美国以高达83%的城镇化率，依然努力试图让制造业回流以满足铁锈地带的选民。
因此，在继续扩大服务业以满足新一代年轻人的同时，就必须真正做到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价值重估，让工程师文化乃至工人文化重新变得时尚，对城镇受教育人群更具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完整全面的工业体系和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分配改革要在不同的方向长期坚持，不仅体现在需求侧的保障，也就是财税政策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中，也体现在新质生产力代表的供给侧改革中。
由于数字技术的赋能提升了单位劳动时间的价值创造，也优化了劳动体验，新的业态会涌现出来。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已经在运用互联网技术打破8小时集中办公的工作传统，如直播电商、自媒体创作、远程兼职服务等，人们对“灵活就业”的观念和认识迟早会改变。我们已经看到新技术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也吸引走了一部分劳动力，所以经常会有“满大街外卖员是不是浪费劳动力”“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进厂了”“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吗”这样的疑问，而这正是新技术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发展阶段的问题。
那些愿意符合新质生产力的资本和企业将能够抓住这个市场。不追求过度的资本回报，而将更多的收益投入到技术研发，投入到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提高、劳动福利改善、劳动手段升级中，这样的资本和企业会在未来得到大发展。而不这样做，继续旧的利润分配模式，甚至还在以延长劳动时间、内卷式恶性竞争作为手段的资本和企业会被逐渐淘汰出清。
这一过程并非完全由政策主导，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概念，过去这些资本可以用旧模式生存，是因为“新时代”还没到来。但还是那句话，形势永远比人强，走向2030的中国许多基本国情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已经比任何人为的改革推动力都更紧迫。站在这样的战略关口，能不能用新质生产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对好工作的向往，已经时不我待。
